彩虹石頭的天空

      

   「鹹豆漿」一片，描述兩位二十歲的重考生，如何拒絕參加理所當然的聯考制度，以及面對摸索自我生命的過程。片中的男主角明賢(馬志翔)因為在PUB愛上了不該愛的靜芬，而一無返顧的答應從事仙人跳的不法勾當，但目的卻是買把新吉他送給靜芬的男朋友阿翔。另一位男主角啟文(范植偉)則因逃避聯考而失去了女友。就在對未來茫然不確定的時刻，啟文對於自家樓下那位經常被黑道大哥欺負的陌生女子，開始萌生了解救與扭轉人生的念頭。

二十歲的青春應該計畫，二十歲的青春更應該揮灑。因為二十歲，他們長大了卻還不熟悉社會；因為二十歲，他們有權自主自己的未來。「老闆，來一碗鹹豆漿」，主角明賢和啟文就是喜歡這種獨特的飲料，眼前的一碗鹹豆漿，看來豐富混沌，但他們卻能擁有那增添任何佐料的權力滋味。幾乎每學子都忘不了那段為聯考付出青春的歲月，對於聯考的意義是否也曾經茫然過？歲月軌跡是否有真的照那樣理所當然的路過？這個問題無解，這是一段尚且無知的阿Q冒險。複雜的題解，衝動的決裂，用青春當賭注，用熱血來面對。青澀的愛情、無知的罪，墮落的感覺卻依舊無悔。處在被定義社會的邊緣，爬升或跌落的情感界線，是誰規定年輕只能這樣面對。鹹豆漿不甜，因為它有不同於我們對豆漿的習慣感覺，然而它卻也能創造出與眾不同好滋味。沒有誰是誰非，沒有上錯下對，只是一個想做自己的渴望，一個不願相同的自覺。導演王明台，用質疑性的觀察角度介入，挑動這個複雜的青春味蕾，翻攪一個我們可能想過，但卻沒做過放縱感覺。這一段青春故事，不需要結局是非來分辨，要表達的只是一個無關成敗，關於自己的探索。

        1997是令人永難忘懷的一年，令人不安憂慮的記憶烙印在每個台灣人的心裡。三月份的口蹄疫，使得台灣的農業經濟受到重創；四月份的白曉燕命案開始了台灣的治安史上最黑暗的一年；七月份香港主權回歸，九七大限到期；鄧小平病逝與年底的縣市長大選等等，這是一個屬於台灣劇烈的變動一年。然而藝文界的反應卻只是悄悄的脈動著。

      「黃金印象」的奧塞美術大展大概是九七年台灣最大的藝文盛事吧。印象派這個名詞在台灣已經不再是新奇的事了，然而對於印象派的認識我們卻都是建立在媒體強力的推介之下開始的。以策展來說，這樣的媒體效能應該是要舉起大拇指讚賞的。然而就今日的看來，黃金印象已過多年，它對於我們美術觀賞的提升也許依然只是場國際的大拜拜。美術國際化的宏願藉由這樣的展覽交流，得到了一個良好的示範和教育目的。然而，美術教育落後和審美觀念的缺乏在這樣的大展中也再次點醒了我們，我們來看展覽的心情和目的是一場響應流行的PARTY，還是一次難得的視覺接觸呢？沒有了媒體的力量，我們能發揮多少藝術欣賞的聚焦能量呢？

  循著不同的思維，觀察社會多元豐富的各個面向的基調，蔡明亮導演的作品「天邊的一朵雲」，用其非線性及立即性的拍攝創意，詮釋了現代社會男女對愛情的慾望與幻想。本片的創意及其拍攝內容有著蔡明亮電影的一貫隱喻性，卻又增添了不少復古歌舞劇的亮眼串場，使整部電影的充滿著抑揚頓挫的節奏與活力。雖然藝術性電影的手法沒有直接去鋪陳故事內容的脈絡及因果關係，但是「天邊的一朵雲」巧妙的利用它富有創意和幻想的情慾主題，把觀眾帶進一個自我反射的現實生活空間之中。

究竟什麼是「天邊的一朵雲」呢？天邊的一朵雲抓不到卻看的見，嗅不到卻稱它做新鮮純淨。現代人對自我催眠能力是不是太優越了呢？優越到能把失去的說成是一種擁有，優越到把缺乏的看作是一種以退為進的活性保鮮。影片中一片缺水的環境，造成乾渇的不只是嘴裡的欲求，更有都會裡曖昧不明的情感渴望。這是一部沒有滿足，不知道滿足，無法體會滿足，更不知道是否有所謂滿足的思維電影。看的到滿足，以為得到滿足，認為應該已經滿足的一切，滿足了嗎？

算算看片中出現了多少個西瓜？西瓜的汁肉多麼的嬌嫩欲滴呀！西瓜富含了水份讓人感到甜蜜滿足，但卻始終取代不了人對一池清水的需要與渴求。我們可能偶而渴望來一杯火紅甘甜的西瓜汁，但是我們卻一天也都忍受不了沒有透明純淨清水的生活，這點我想桃園縣民他們一定很能體會。放縱的情慾和兩小無猜的戀情，在西瓜汁和清水之間暗喻著。當然以無限想像這些電影符號背後的意義時，蔡導演大概也不希望你的想太清楚或太直接，他要讓你輕鬆一點，去看待這個看似私密的情慾話題與社會怪象。西瓜汁的甜美口齒留香，卻引來螞蟻糾纏不休的黏膩難耐。女主角在漂浮的水流中檢起一顆西瓜回家，捨不得剖開它的收藏在冰箱裡，甚至小心翼翼的舔食它那冰冷的表皮，卻怎麼也不肯直接去探求它內在甜美汁液，縱使她早已經熟悉了那個味道。直到意外摔破的那一天，她大口啃食的表情，使得一切的珍藏，在那時候都跟著意外的破滅而變的毫無價值。不管裡面有多美好？不管真實內在甜蜜與否？想像的魅力永遠都比實際的美好和甜蜜更令人嚮往。

      對於一個國家民族的認同感需要建立在於一個共識的主體性基礎上。如果我們都不知道自己，不明白自己，無法爲自己的方向找尋到目標，那麼因何而努力的質疑將永遠困擾著我們。1996的台灣，在民主成就上，首次競選出了屬於我們的全民民選總統。伴隨而來的就是要在正統的自我認同儀式性後，如何建立起一套屬於我們自己的論述。我們不能再依靠旁人的觀點來形塑自己的存在，我們更試圖開始去選擇、參與甚至發展屬於我們的認同的價值。然而熱情的湧出，雖然爲我們帶來無限的希望和活力，但卻也因為急迫的想要得到成果而忽略尊重與一再反覆思維的過程。果斷的結果，空使得一切溝通在沒有得到共識，反而造成了1996年藝文場域被受爭議的的失序，更架構出了一個無法被理解的虛無主體。

     1996年十二月三日又一個台灣前輩畫家洪瑞麟的逝世，大多數了論述都提及他對礦工勞動的辛勤是多麼真誠的描寫，是多麼的加以關懷與歌頌。然而畫作終歸於畫作，我們去除掉道德的眼光來看，洪瑞麟的可貴之處就在於，他選擇了一個他原本不需要如此徹底參與的生活方式，來紀錄一個屬於礦工也屬於自己的人生。從這個角度我們回頭來看在1996年所舉辦的「二二八美展」。二二八對於台灣確實是一個充滿傷痛的記憶。然而回憶與緬懷過去是為了記取教訓面對未來。而筆者我甚至不認同有所謂的「二二八美展」應該發生在現代這一個社會裡。藝術的美感與歷史的傷痛有什麼樣的條件與根基是能被結合的呢？二二八美展的美究竟存在於哪裡呢？在於參與二二八，受難於二二八的藝術家及其家屬作品，還是藉美展來無限緬懷這歷史的傷痛呢？我們是踩著傷痛來欣賞美的嗎？一個鄉土和風景的畫面能跟二二八的歷史回憶畫上多少等號呢？畫面元素的符號性意義被如此的無限延伸，多麼的可笑呀！或許我們該讚賞的是這樣的想像力吧！如果二二八是一道歷史的傷痕，我們雖然不應去掩飾傷痕，但也不必用傷痕來時時提醒自己那傷痛的經驗吧！更何況用這樣的主題來與美術作品連結，對於美術作品的藝術價值只是更偏頗的侷限罷了。一件偉大的藝術作品的美感並非只能寄託於其歷史背景下的意義的。

      對於關心台灣美術的人來說，1995年覺對是一個無法忘懷的年代。楊三郎與李石樵等大師的相繼辭世，台灣美術市場的降溫，我想都宣告了這一段熱烈喧鬧的時光終於開始步向冷靜的狀態了。而1995年最值得我們回顧的之處，就在於新生代藝術家在對藝術參與的努力下所塑造的願景及成績。所以回顧整理的累積，在1995年似乎也就併發出了新的活力了。

      繽紛的年代總是充滿著豐富的色彩。或許就是因為這個原因，我們眼花撩亂的失去的方向。1993年的台灣美術界，總括看起來似乎很貼心像我們介紹這充滿多元的藝術世界。不管是國際大展，台灣的回顧大展，甚至是新藝術的引介。1993年的台灣正欣喜我們一方面開展國際視野的成功，另一方面則志得意滿項自我稱許我們豐富的過去的台灣美術成就。

      北美館主辦的「台北美術新風貌展」，歸結了台灣美術1945到1993的美述發展過去。其實這樣一個展覽對我們來說都是正面的，1993年台灣文化圈，有夏卡爾，有羅丹，還有莫內等國際大展。而我們在此也希望建立一個屬於台灣自己的大展，欲藉此證明台灣的藝術一樣有值得學習和推展的地方。這一股風潮引發了來自社會各界的響應，報章雜誌都為此特別開闢了專欄和系列報導與論述。然而這樣的大展，最後還是留下了一些值得我們深思檢討的結果。除了大展的定義不明知外，論述與展覽及展覽標題的脫節，還有內涵性、前瞻性及回顧性的不夠詳盡都為此展留下的遺憾。例如畫家的代表性如何彰顯，以及希望藉由展覽的通俗介紹或深度探討的定義區別等等，也爲日後北美館籌辦展覽的構思和籌備縱深給了一個深深的教訓，更爲此後相關展覽的籌辦留下了可貴的參考與借鏡。

      1992台灣文化圈的蓬勃發展，在政府及民間的共同努力之下處處充滿著希望，台灣似乎極力的想從一個經濟大國邁向文化大國似的摩拳擦掌著。其中立法院六月中旬通過的「文化藝術獎助條例」似乎更是爲台灣打了一劑振奮人心的強心針。拍賣會及台灣繪畫市場吸引了大量的資金人才投入，雖然有人說這模糊了焦點的失望，把藝術跟文化商業化而失去了藝術的原味與真正的價值。然而市場的活絡不也真正考驗出藝術思維且可能引發更多回應不是嗎？社會的導向，正面或反面都是刺激藝術發展的重要因子，1992年的蓬勃與景氣，似乎帶領著台灣走向另一個被檢驗的時代。師承文化大國的涵養，落實本土的希望，在此或許都有了一個自由發聲的機會了。這從多個研討會展開；前輩畫家的繼續被重視；旅外知名藝術學者的歸國任教；藝術書籍、雜誌和專書的出版等等都能發現，1992年的台灣藝術文化界正充滿著希望。

      以連德誠的〈新聞(四)〉系列作品為例，此系列作品與筆者研究的「九○年代藝術新聞研究」初始精神有著類似的觀點。新聞報導包含了評論與訊息的傳遞意義，然而新聞的短暫與即時性卻也粗糙的淹沒了藝術創作精神的可能性和延伸性。新聞的意義似乎已經轉變成為了操縱與玩弄的手段。一堆的新聞訊息不過也只是在歷史洪流裡泛黃的一頁罷了！在二十一世紀的台灣現在來看，要求一則平實客觀的報導已經很難得了，更遑論的是要求一則有深度和見解的新聞內容呢？1992年連德誠的作品，現在看來依然歷久彌新。它不僅僅反映出了九○年代初的社會新聞概況，更用這樣的作品來提醒觀眾與讀者，文化發展的努力不單單只是表面的政策和虛華門面的塗抹，更需要深層的內容思維與紮根的長遠計畫。或許從1991年以來所蓬勃的文化展演空間及展覽活動，會令沉寂已久的文化界人士為之振奮。但是急就章的速成表面仍然改變不了空虛已久文化基礎。我的文化美術教育冷落已久，我們對美術欣賞的眼光長期以來欠缺培養。藝術發展的根本工作，在1992年經由文化界人士對藝術史料的整理書寫與社會企業與官方的獎勵措施推動下才正式展開。

      複雜繽紛1991年。對藝術界來說多位大師級前輩殞落(如任瑞堯、吳李玉哥、林峰眠、林葆家、臨淵、黃君璧和趙春翔等人)，是這一個年度所以值得一再回顧的最大主因，而眾多的展覽舉辦，展演中心的成立，藝術論述與評論的書寫回顧，也爲這一年帶來複雜豐富的回憶。然而官方與民間活動的推展，另一方也來自於社會現況的影響。房地產及股市的經濟蕭條，使得大量的資金轉而有了投入文化產業的機會，間接的也使得各項藝文產業與活動得以自由的伸展。不過在論述上，這一年裡回顧性的文章突然的暴增，雖然這使得對於過去的足跡有了一些檢視和反思的機會性，但是大量繁雜的論述各說各話卻有失去的焦點，反而形成了百家爭鳴卻無定論的結果。

      就筆者針對1991年的聯合報的藝術文化版(文化廣場)所做的初略性研究為例來看。1991年藝術新聞事件的啟動與延續，多半還是依附於特定人物的獨立事件爆發(逝世或得獎等等)，以及各大官方展演中心的的活動報導為主。而筆者在此也發現，一來，在評論報導的論述上，相關活動所舉辦的學術研討結論多半未被提及與重視；二來，記者對展覽與作品的評論報導也看似多半來自於展方資料的提供，關於深度的策展或作者訪談實屬罕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