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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一個國家民族的認同感需要建立在於一個共識的主體性基礎上。如果我們都不知道自己,不明白自己,無法爲自己的方向找尋到目標,那麼因何而努力的質疑將永遠困擾著我們。1996的台灣,在民主成就上,首次競選出了屬於我們的全民民選總統。伴隨而來的就是要在正統的自我認同儀式性後,如何建立起一套屬於我們自己的論述。我們不能再依靠旁人的觀點來形塑自己的存在,我們更試圖開始去選擇、參與甚至發展屬於我們的認同的價值。然而熱情的湧出,雖然爲我們帶來無限的希望和活力,但卻也因為急迫的想要得到成果而忽略尊重與一再反覆思維的過程。果斷的結果,空使得一切溝通在沒有得到共識,反而造成了1996年藝文場域被受爭議的的失序,更架構出了一個無法被理解的虛無主體。
     1996年十二月三日又一個台灣前輩畫家洪瑞麟的逝世,大多數了論述都提及他對礦工勞動的辛勤是多麼真誠的描寫,是多麼的加以關懷與歌頌。然而畫作終歸於畫作,我們去除掉道德的眼光來看,洪瑞麟的可貴之處就在於,他選擇了一個他原本不需要如此徹底參與的生活方式,來紀錄一個屬於礦工也屬於自己的人生。從這個角度我們回頭來看在1996年所舉辦的「二二八美展」。二二八對於台灣確實是一個充滿傷痛的記憶。然而回憶與緬懷過去是為了記取教訓面對未來。而筆者我甚至不認同有所謂的「二二八美展」應該發生在現代這一個社會裡。藝術的美感與歷史的傷痛有什麼樣的條件與根基是能被結合的呢?二二八美展的美究竟存在於哪裡呢?在於參與二二八,受難於二二八的藝術家及其家屬作品,還是藉美展來無限緬懷這歷史的傷痛呢?我們是踩著傷痛來欣賞美的嗎?一個鄉土和風景的畫面能跟二二八的歷史回憶畫上多少等號呢?畫面元素的符號性意義被如此的無限延伸,多麼的可笑呀!或許我們該讚賞的是這樣的想像力吧!如果二二八是一道歷史的傷痕,我們雖然不應去掩飾傷痕,但也不必用傷痕來時時提醒自己那傷痛的經驗吧!更何況用這樣的主題來與美術作品連結,對於美術作品的藝術價值只是更偏頗的侷限罷了。一件偉大的藝術作品的美感並非只能寄託於其歷史背景下的意義的。
      至於另一件轟動1996年台灣藝壇的大事就是故宮國寶的出國巡迴展覽爭議。姑且不論,出訪的國家和給予的條件優劣,這一個事件的焦點一直是模糊的!這是藝術現代性的一項失序演出,不管是官方和民間的抗議者都輸了。故宮的國寶固然是為一項值得被保存國家文化代表,然而我們要問的是,我們在乎的是什麼?我們應該在乎的是故宮國寶出訪的交換條件,還是政治酬傭目的呢?甚至是挑選的原則與依據呢?我們應該在意的是故宮國寶的存在,在台灣還是再其他國家的意義性為何?我們該審議的不只是文物的保存條件和該堅持的文化信仰,而是文物展演所要達成的教育性目標為何?把文物是為國家非賣的商品,最後把重要的留下,次要的送展,多麼的荒謬不堪呀?這是在租借古董嗎?如果值得被推崇展出的,我們不應吝於向其他國家展示我們的文物所呈現的優良文化;如果只是儀式性的炫燿交流目的,那麼不必要的當然全然不必要出借。這一次的爭議幾乎完全都只是在政治與制度上的作文章,所引發出來的文物價值與教育意義隱沒在喧囂的抗議聲中。我們何時才能更加的爲文化財的維護與博物館教育付出更多的關心呢?
     此外,失序的文化財保存政策在北美館也掀起了另一波高潮。文化政策的規範和立法依然模糊不清,導致內部混亂外部質疑。無可厚非的,上樑不正下樑歪,長期以來被忽略的文化美術教育基礎,造成了在位者也習慣了忽視,建立一個文化視野的寬容與謹慎之間應有的細心和溝通。文化財的創造雖取之於個人卻是創造且造福於社會。沒有文化秩序的國家展覽場域,一而再再而三的創造出沒有秩序和主體性的展演和事件。逛美術館或許不需要神聖虔誠的心,但如果連基本看電影般的情緒感動都難以得到的話,實在可悲。附有教育意義的美術展演空間失去了教育的熱誠。當我們再一次的觀看台北雙年展時,我們能夠期待什麼?期待萬能全知的觀眾能過自我頓悟嗎?還是期待下一次的大拜拜能夠有更多的熱鬧可看?
      失序的開始代表著反省思維開始對體制的運轉機制感到質疑?唯有不斷的接受、嘗試與質疑才是創作之所以可貴之處。失序了年代正是創造新生契機出現的好時光。再看1996年,原來一切問題早就從那裡開始反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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