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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代的台灣藝術環境多元開放,在政治解放、經濟穩定及媒體資訊爆炸的時代中,使得現代的前衛藝術得以蓬勃的發展。而傳統的唯美藝術也沒有因此而消失,在回顧與檢視的關懷中,台灣美術用台灣意識與本土的在地思維,重新為自己在台灣與世界找尋了一條突破創新的道路。台灣前衛藝術的興起和發展,在九年代因為歸國藝術家與美術館官方的支持,加以世界性展覽的能見度目光,使得社會及政府贊助與矚目的焦點增加,因此九年代在台灣藝術的發展,可說是前衛藝術定位與新生的嶄新十年。

       然而在藝術的發展上,長時間的文化活動是「結構」,中時段的文化發展是「局勢」、而短時段的文化發生是「事件」。在創作量與參與度上,九年代的台灣藝術環境中,結構上仍是以傳統藝術與民俗工藝為文化不可分割的主體,而唯美藝術則在近代藝文發展中成為一種局勢,至於瞬間又短暫的前衛藝術則是一件又一件的精采事件。

        以前衛藝術而言,經濟市場環境的支持確實使他們蓬勃發展。前衛藝術的精神與傳統的唯美藝術不同的是,他們開始重視藝術與生活不可分割的關係,前衛藝術家不但要製造能對社會產生影響的作品,更要與生活與藝術不再有明顯的分際。而九年代前衛藝術運動對台灣所造成最明顯的影響就是,藝術做為政治參與與道德批判的可能。然而蓬勃的前衛藝術發展也帶來隱憂,由於自由的社會體制、人材與創作的大量成長,加上媒體的速成和關注地即時性,前衛藝術開始產生大眾與世俗化地危機。

        在以傳統的唯美藝術而言,不管是前輩畫家與台灣美術的回顧、檢視與重建,台灣美術被賦與了歷史重建的任務,雖然這為傳統藝術重新找尋的到了一個創新的視野,也為本土與國際的交流開創出一個可能性,但是九年代的藝術回顧展與歷史重建視野,不僅有重複性太高、深入性不足,甚至有曲高和寡的侷限性。尤其是一些與政治事件掛鉤的展覽(1996年的二二八美展),一昧的將藝術與歷史的軌跡套上關連性,而忽略了自由創作的原始精神,過度了詮釋與想像似乎就是為了彰顯歷史傷痛的情懷,而掩蓋了藝術創作地純然性格,最終陷入一種為賦新辭強說愁的矛盾。

        在區域發展上,1994年高美館的開幕為台灣藝文發展的地域性平衡立下的標竿性的意義,高雄與台北、地方與中央的形勢,為資源分配得到了一個重新分配機會。然筆者認為事實的發展是,邊陲意識的精神突破似乎只在於形式的硬體與資源流動上,高美館在展覽的安排上一直沒法建立起自我的特色,在本土與國際交流的思維定位不明,甚至流為很多大展的南部巡迴終站,欠缺策展的獨立思考性與前瞻性,更沒有發揮地方挑戰中央或太多協助地方發展的獨特性,實為可惜。

        最後是議題性的表現上,議題的突顯是九年代藝術事件成敗的關鍵,由於媒體的開放與社會觀點的多元,如何建立起自我主體性的發言而非權威性的依附是很重要的。對大眾而言,觀眾永遠關心的是藝術能為他們工作之外帶來些什麼娛樂,而不是藝術史的發展趨勢。前衛藝術的多元發展已經使得媒材和觀念有了更開放的包容性,人們也因此不得不把「美術」改稱為「視覺藝術」。九年代的台灣藝文環境,有開放自由、有多元創新、也有回顧反思,這不僅帶起了更多人得投入,也使得台灣自我認同與文化價值的定位有了新的思辨機會,拉出更寬廣的格局。九年代雖然帶給我們很多失望與嘗試下的失敗,然而卻也使我們為二十一世紀找到了機會和視野。我們的不斷創新,我們對重建觀點的不斷努力,我們對傳統價值的解構與重塑,我們對於未來的想像與推演,九年代為我們下了一個精采豐富的起跑點。回顧九年代,原來很多問題都從這裡開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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